辅仁大学若望保禄二世和平对话研究中心

张君劢，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、社民党主席、徐志摩之妻舅([peyc1]注1)、更是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，光凭这最后一点，即足以让法律研究者大书特书，更遑论其于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力，惜观察现实面状况，如果比起美国宪法起草人杰佛逊之境遇，可谓有天壤之别。即便在历史评价上，也因政治因素，而使其于中华民国的近代史的记载中消失。即便如此，其也应在宪法学研究上，成为一个重要指针，但这个宪法起草人，似乎也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学史上，也未得到重视，这显示了历史的主观特性，也反映了法律本身的工具色彩([peyc2]注2)。

张君劢研究，尤其是宪法学方面之研究，在过去虽遭忽略，但因近来，修宪频繁，其中关于总统制、内阁制与双首长制之定位，争议尤烈，致使张君劢，这个宪法起草人的意见，再度受到瞩目，且张君劢在当时所预视的一些宪法疑问，也一一浮现于台湾的政局，这正显现张君劢的远见，也是本文欲以之为对象之原因。

至于对张君劢的理解，笔者将以其所翻译的英国大宪章为蓝本，来作为主题，当然，此篇译文，并非一单纯的人权思想介绍，而是有译者自己相当程度的铨释，虽然就忠于原文这一点上，可能要受批判，但却带有张君劢本人对人权的看法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思想，至于是否能从此文，真确的去理解英国大宪章，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，但为了要比较这种差距，本文仍会提及大宪章。

本文之所以以大宪章来作为一个研究标的，除了因张君劢翻译此宪章的原因以外，还因此大宪章于法学发展上，占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关。虽然大宪章不能说是人权保障的始点，但其中之一些保障条款，却成为后来人权演化的一个重要基础，而其中对王权的限制，更对后来的议会政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，大宪章中的贵族保障色彩也因此被冲淡。

1215年，由英国贵族与教会代表，要求当时的约翰王签署一项协议，这项协议的内容，目的在限制王权，并扩张贵族之权利，此即为历史上的大宪章。所以就当时的背景来看，这个大宪章只能算是一种君王与贵族间的约定，更像是一种国王对于其权利(力)为放弃的契约，所以大宪章绝不能看作是一种人权条款，因与前述的普遍性特质不符。

虽然大宪章只能算是一种贵族特权的保障书，但却显现了，所谓至高无上、不受限制的王权，开始面临挑战，证明所谓权利(或者是权力)是可以被争取，而非被国王所恩赐的。这个特点，深深影响自此以后，关于人权发展的一些运动与历史事件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大宪章中关于权利的保障主体，不断扩张，从少数人转变成资产阶级，再扩张至成年男性，而后是所有人。而在限制王权上，君主的权力不断内缩，至1688年，发生光荣革命，王权被完全虚化，而改采议会政治，并在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，确立君主立宪的体制。所以大宪章虽具有浓厚的贵族特权保障色彩，但其限制王权以保障民权的思考模式，却深深影响后来的人权运动。

英国虽被认为是君主立宪的宗祖国，但英国的每一项人权保障条款，却都是以单行法的方式行之，且直至今日，英国尚未有一部成文宪法，而是依据散落于各处的人权条款来作为宪法基础，一般称之为不成文宪法。虽然英国并没有一部成文宪法，但整个英国的宪政与人权开展，都可说是大宪章的发展史，都是以大宪章的基础，而作逐步的改良。而在这个发展历程中，也灌注了一些新的思考，其中最具影响的，当属爱德华˙寇克(Edward Coke)爵士对大宪章的重行批注([peyc3]注3)，同时随着像洛克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，也使得大宪章中的一些权利，有了哲学上的基础。

而英国的这股人权思潮，更随着英国的殖民统治来到了新大陆，这明显反映于1776年的维吉尼亚权利法案([peyc4]注4)，美国独立战争，同时也代表着对君王统治的一种革命，王权不再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人民有权去争取被压制的权利，权利是与生俱来，不证自明的([peyc5]注5)。虽然在大宪章中，强调的只是贵族与君王的约定，这些约定是很实际的，并没有太多的哲学与论理思考，但在大宪章铨释的发展史上，却逐步补充了这个部分，因我们可以思考，君王统治的正当性，即便找不出一些理由，但同样的，所谓人权，或人民主治的观念，同样也不容易找到基础，如果没有像洛克这样的思想灌注，是不容易得到一般人支持的([peyc6]注6)。

独立初期的美国，由于强调自然权，以及其母国不成文化的法律历史背景，对于所谓人权成文法化，抱持着怀疑态度，即便是1789年所立的宪法，仍缺乏对基本权保障的条文，直至1791年的宪法增修条文，才将基本权条款列入，且这些基本权条款，与后来其它国家的基本权条款较大的不同是，其所规定者，都相当具体，其中的正当程序(due process)的规定，更是深受大宪章的影响，对于由法院利用令状来抑制行政权的作用，也因此建立([peyc7]注7)。

所以可以说，美国的宪法发展史，也可以算是英国大宪章的一个延伸，尤其是其中正当程序的概念，而且随着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，这些属于英美传统的理念，也影响到大陆法系的国家，尤其是二次大战，为美国占领下的日本，其新立之宪法，即充满美国宪法的精神([peyc8]注8)。而于台湾，经由大法官会议的第三百八十四号解释([peyc9]注9)，也将大宪章以来，英美法所强调的正当程序移植于中华民国宪法中，且经由接续性的一系列解释，可以说，已将这个理念完全的与国宪法相结合([peyc10]注10)。

大宪章，直至今日仍属于英国宪法的重要文件，如果以现代的宪法立法形式来看，可能会显得太过粗糙，且内容相当杂乱，欠缺首尾一贯的体系，而以宪法的高位阶层次，却多规定一些相当具体的事项，也显格格不入。不过，上述乃以今是评昨日之非，并非公允，且以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因当时的此项文件，不过是君王与贵族间的约定，比较像是私法上的契约约定([peyc11]注11)，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，大宪章反而是一个契约典范。

一般而言，当事人相互间的契约约定，可以算是一种权利的相互交换与放弃，未免事后争议，当然要具体的将双方的权利义务交代清楚，而且在文字用语上，也力求明确，避免产生仿真两可的解释，所以太抽象、太艰涩的文字，都须尽量避免被使用于契约条款中，一些抽象性的概念，顶多用以作为补充之用([peyc12]注12)。延续着这样的契约特色来观察大宪章的话，这份历史上相当重要的文件，是可以当成是一份民事契约看待的，而且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，似乎就不须太在意其保障主体是否只限于贵族，因契约的效力本来就只及于当事人双方，而不能扩及于第三人，所以保障的主体，当然只限于契约相对人—贵族，而非一般人。至于大宪章后来被扩张，与不断的被当成是人权条款的先河，应是一种意外的结果，想也非当时的贵族所能想象之结果。

1. 保障主体的有限性：即前提及的，这个文件只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约定，所以在此文献中，虽然常出现自由人(freeman)的字眼，但此仅指的是当时拥有土地的诸侯或贵族，而不是指一般人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教会在签署这项协议时，也扮演着主导地位，所以在大宪章中，也包含一些保障教会的规定。

2. 保障客体多为具体之事项：因此文件乃为避免国王侵害贵族之土地、财产等而设，故当然会针对国王过去对贵族的侵害情形为一一列举，所以就这个层次而言，也有反应与控诉当时国王—约翰王罪状之意味。

3. 时代背景的局限性：由于1215年距离现今已近八个世纪，所以其中所提到的一些事项，除非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理解，否则很难猜出这些条文的意义，即便了解，也会对为何订这些事项感到困惑([peyc13]注13)。所以大宪章直至现代，虽仍常被当成是人权条款的先河，但其中的规定多已不能适用，某些条款虽仍被引用至今(如第三十九条的正当程序)，但已与当时的原意有一段不小的差距。

4. 强调财产与征税：大宪章的起源，在防止王权之滥用，其中，尤其是对财产权与税的问题，特别得到关注，以当时的时空背景，贵族们还是比较关心自己的财产得失，相对于现代，比较关注精神层面的基本权，是有天壤之别的([peyc14]注14)。

5. 王权的制限性：对贵族的权利保障约定，相对的，即是对君王权力的限制，这中间显示了这个宪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，因不管中外，对于君权的正当性，往往强调其神授性，这象征着这种权力是不可质疑与挑战的，一旦对这种权力产生质疑，不仅马上要面临严厉的刑罚对待，也不易得到一般人的支持([peyc15]注15)。即便是思想上的挑战，也是不允许的，以日本明治时代的学者美浓部达吉，在当时所提出的天皇机关说为例，其认为天皇属国家底下的一个机关，不可与国家画上等号的想法，在当时，不仅有来自政府方的压力，甚至连学者间也普遍视之为洪水猛兽，这等于是否定天皇是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天皇也要受到法律的制限。所以对于王权至高上之正当性，即便说不出个理由，但在同样同不出否定的理由下，也不敢于去挑战。所以大宪章中对王权的制限，是一个大胆的挑战，同时也在进行一项实验，即当君权下放时，可否以其它的统治，比方说大宪章所示的贵族议会来取代，这为后来的议会政治带来相当大之影响。

当然大宪章的特性，当不只于前述所列，这些只是笔者对大宪章中，较具代表性者，所为之筛选。在这样的筛选之后，就应可来观察，张君劢本人到底对大宪章有如何程度之理解，或者是说，这部历史上相当重要的文件，对张君劢，甚至是中华民国宪法产生如何程度之影响。

张君劢对大宪章之理解，来自于其翻译大宪章之条文，当然在此处可能有的疑问是，当时对于西方文献的翻译，皆带有相当浓的功利性，这里的功利性，不是为了钱财，而是有更高的目的，即这些翻译，都是为将外国的所谓新思想介绍入中国，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学术目的，而是为了快速吸收西方思想，以赶上欧美国家，使中国免于列强的侵害。在这样的功利要求下，这些翻译可能会有以下的考量：

1. 符合目的性：这个目的性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复国强兵，不可能为了单纯的学术目的去翻译文章，所以一些与此目的无关的主题，虽不能说无，但至少在比例上是偏低的。

2. 重义译，非文译：一般而言，不会逐字译，而是求其意义，即便是求信达雅之严复亦如此。

3. 有意或无意的忽略：由于翻译带有强烈的目的性，故在翻译中，会有意的曲解原文，转成自己的意思，当然有时，也可能是无心造成的，因会以自我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外国思想，这中间当然有差异。

上述这些特性，虽然在现代也会发生，但却有历史背景的差别，因很明显的，现代的台湾译者，已不需再背负像过去如此沉重的使命([peyc16]注16)，所以会比较注重作者原本意义的表达，而且在现代，也逐渐地球化，文化背景的隔阂会减少，自然就比较不会产生重大的差异。

所以对于张君劢是否重现了大宪章的意义，可能不必过度苛求，因其真正的目的，不是原原本本的将大宪章一字不漏的翻译，而是经由这样的翻译，阐述与介绍其对西方民主与人权的看法，并为中国的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可行的方向，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或许就不会对其译文上的缺陷作太多之指责，且大宪章本身，即便在英国，也因时代之变迁而作了不同的铨释与调整，所以当其东渡来中国时，也会被重新附加一些新的面貌，在大宪章的人权贡献史上，也多加了一笔功劳。

在张君劢翻译大宪章的内容前，其乃对大宪章的成因背景作说明，其清楚提到，这是英国贵族对约翰王提出的一些条件，所以其认为这只能算是一种民法上的节目。张的这点理解，笔者认为是正确的，这在前文中，笔者也曾讨论过。张更进一步说明，此文件完全没有革命之意，也没有人权的概念，但因之后的人权历史发展，皆以此为发扬，故此宪章之重要不言可喻，也应是张翻译此的主要动机。

张认为，政府治权之界限，正为人权保障之目的，一个毫无限制的权力，将使人权处于一种随时受侵害之危险，这也是权力分立的目的所在。而大宪章虽不能说是人权保障的起始，但至少是对王权制限的开始，所以张君劢认为正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演化起点，张的这点理解，与笔者在前述对大宪章的发展理解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是其对英国议会政治之推崇程度，已非可用言语形成，但笔者认为，即便大宪章确为现代议会或人权制度的原始，但这中间的发展过程，有太多的因素与意义附加，过度的膨胀大宪章的贡献，反而会忽略了我们对大宪章的真切了解，更可能忽视了其它重要的人权章典。不过在此也无须太苛责张君劢，毕竟以当时的时代背景，是否对大宪章的本意作完整理解，并非重点，重点在于大宪章能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如何的民主与自由，就这些层面来看，张君劢将大宪章的意义作过当之发挥，不仅不会让人觉得突兀，反而是适得其所。

因大宪章本身，比较像是民法契约，而非一般有体系的法律规定，所以其规定是混乱且无秩序的，这对后人的理解而言，增加了些许的困难度，且因这些条文有其时代背景，若非对其历史能深刻了解，是很难体会为何当时要作这样的立法。不过，张君劢根据的，不是大宪章原文，而是大英百科全书中，已整理过的章节，所以张的译文，既非是逐条释义，也非将全文原原本本的译出，这样的译作，肯定不能说是达于信达雅的地步。且张君劢在每段译文之后，都会加上自我之批注，这也不符合译者须尽量避免自我意见之点，所以不管从那个角度看，张君劢与其说是翻译大宪章，还不如说是重行铨释大宪章来的贴切，从这点更可看出，大宪章可能只是一个引子，一个作为张君劢阐述其政治意识思想的一个引子。

既然张君劢的重点在阐述，而非翻译大宪章，所以笔者也循着张君劢的脚步，根据其章节，来探讨一下张的思想。

1. 第一章，乃教会要求国王给予宗教自由，究其实应是要求英王不要干预教会，因关于政教分离等之类的问题，在东方国家较少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争执，故这个部分，张并未多加说明。

2. 第二章，全部是一些遗产处理的琐碎之事，从这些细部的规定，很难与这个大宪章名称相契合，不过这里却也显现出一些意义，即张君劢所指出的，如果连这种小事都不争，那么人身自由、一家之财产，将任人宰割。关于张的此点观察，笔者深表赞同，因所谓权利的保障或争取，不能只是唱高调，对细微之事的争执，正是人权争取之始。

3. 第三章，这章包括贡助、以钱代劳役等之规定，其中最值关注的，应是原文第三十九条，即自由人，只有依法律，并受同等之人的审判，才可被捉拿与拘禁。本条一般被认为是正当程序(due process)的起源，这确立了人身自由权不受公权的任意处置，而要确保人身受到保护，就需以法律来限制公权发动之界限，当然在大宪章中，是要限制王权。不过在此条文中，仍有些许的小疑问，如此处的法律，包括当时的英国习惯法与实定法(statute law)，与现代，严格要求国会所通过的法律不同，这里显现了时代的差别，又所谓的同等人裁判，也不可能与现代的陪审制度画上等号，其中可能包括神判或是决斗([peyc17]注17)，非理性的因素占据相当重要知地位。所以大宪章第三十九条，对现代而言的最重要意义，还是限制王权这一点，至于其它的意义，则与现代意义差别甚远，一直要到后来大宪章慢慢扩张其适用范围，才发展出正当程序的概念。

4. 第四章，涉及得应是商人的权益，这算是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，这里特别提到了伦敦等城市的地位，可以一种自治的法人来享受权利，这虽不能说是地方自治的起源，但也多少显示了一些团体或机构，可以像自然人一样，在法律上取得一定权利。

5. 第五章，涉及的是一些审判权的问题，如管辖需恒定，不能随君王任意移动，案件需集中审理，不得拖延。这些设计，当然还是针对国王，不过却因此确立了一些司法原则，陪审制度也因此慢慢确立，司法不再是君王可专擅之权力，而是需依法、并依同等人之审判，才能判罪。

6. 至于第六、七、八、九章，则是针对英王可以动用的民间人力、物力作限制，完全是针对英王个人，所以更显示出，此文件的契约性质特色。不过，在张君劢的批注中，其却认为，这显视了英国令人称羡之处，相较于中国传统君王的不受监督，知识分子也少敢于挑战王权，有天壤之别。

从上述所列几点来看，虽然张君劢本身也知道大宪章的时代背景，但在其批注中，却一再的将这个文件作扩张性解释，并且可说对英国的制度称羡有佳，并在最后相对于中国的状况，认为中国君王，苛政不少于英国，但却只有孟子与黄梨州敢于声讨，而多出现的是甘于逢迎之士。关于这些批判，或有其道理，但未免过度夸大大宪章的功能，或许大宪章原貌的呈现非张君劢之目的，毕竟大宪章只是阐述其思想的一个引子。

虽然大宪章有其时代背景性，但张君劢强调的是其衍生的意义，与其日后之发展，而这也深深的影响了张君劢对宪政之想法，这可以从三方面来作说明：

1. 人权：从大宪章来看，要确实的保障权利，惟有利用一个稳定且理性的制度，才能有效的落实保障，所以空泛的权利唱导，非张君劢所喜，具体权利的法律落实，才是重点所在。所以法律主治的概念，才是防止公权滥用的最有效方法，权利的保障，不是君王的一种施舍，也不是圣贤者的一种恩惠，张君劢对大宪章的推崇，事实上，也暗示着，现代国家，不需依赖所谓圣贤者来统治，只要法治化。所以张君劢提倡人权的法制化，目的正在打破圣君贤相的渴望，人民的自由发展，才是国家的根本。

2. 权力分立：惟有对国权设限，人权才能获得保障，而要设限，除了以法律限制外，权力的画分与弱化，也是一种方式，不分权的国家权力，容易产生独裁。这对张君劢言，影响甚大，其对不设限的权力，当然有切身之痛。

3. 议会政治：英国的议会政治，或者说是内阁制，是张君劢所推崇的，这在前述，张所设计的宪法草案中，可明显看出。议会政治，弱化了君王或总统的权力，而由有民主正当性的议会领袖为行政首长，并对议会负责，是责任政治之开始，一个国家，不可能出现有权无责，或无权有责的政府，这样的政府设计，不是产生独裁，就是政治上的混乱。

虽然张君劢翻译大宪章在宪法制定之后，但其接触到此文件应甚早，所以在其宪政主张与宪法设计上，处处可见英国政治哲学的影响，虽然中华民国宪法，最后是以一种政治妥协的方式出现，但张君劢以其对英国宪政的发展为基础，所为的一些宪政预测，却一一浮现于台湾，这可以说是张的远见，也可以说，是张的一种遗憾。

柏拉图曾描写了一个被遗忘的古文明─亚特兰提斯，并指证历历的说，确有此文明存在，且其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非雅典所能比拟。柏拉图的描述，引发了几千来，很多冒险家去找寻这个传说中的古文明，但笔者认为，这些冒险家肯定是找不到这个文明，为什么呢？当一个学者感于社会沉沦，而又无力时，往往会假造或夸大化一个地方或国家，以来相对于自己国家的腐化，所以就笔者看来，柏拉图所写的雅特兰提斯，或许就是如此心态下的结果，同样的，张君劢笔下的大宪章或英国，也应是张君劢的一个亚特兰提斯，一个遥远的乌扥邦。

1. 徐志摩所娶之妻张幼仪，为张君劢之妹，徐本人乃为接近梁启超，才会娶张幼仪，因张君劢与梁之关系极佳，也因此目的性之故，致使徐本人对张幼仪极不友善，且后来也离婚，但张幼仪却因此发愤图强，于德国留学，并于回国后担任银行总裁。这段插曲虽无关本文，但却可看出，张君劢家，在当时不尽交际很广，且人才辈出。

2. 原本政治上的纷争，可以与学术研究分离，而互不影响，惜在威权国家，所谓学术研究常受政治力极大的干扰，张君劢的研究正反应出这点，这不是说，政府以强制的方式禁止此方面之研究，而是说，政治力在有意、无意间，去贬低、忽略其研究之重要性，而法律学研究，当然也不会投鼠忌器，法律学研究之工具性色彩，在此显现。

4. Corwih-Peltason，廖天美译，美国宪法释义，台北，结构群，1992，页199。

5. 更精确的观察，此宣言，可算是洛克天赋人权思想的实践化。

6. 当然，洛克的思想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一般大众所理解，但却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，起了关键性的影响，即潘恩(Paine)，其将自然权的思想，转化为一种常识化、口语化的方式，传达给一般民众了解，且因其文字、演说常带有煽动性，故这个助力者的角色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，显得比原创者，更加重要。

7. 关于美国正当程序的发展，可参考拙著，从宪法上正当程序的观点检视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之区分，辅仁大学法律所硕士论文，2000，页11以下。

8. 二次大战后的日本，其宪法是根据麦克阿瑟的敕令所订定，故是一种立法上的强迫移植，日本只有接受，没有实质修改、拒绝的权力，日本人民也没有参与的机会，与一般国家，需成立制宪会议为立宪，实有天壤之别，也与民主原则相违，不过因其移植的是一部民主宪法，反而给日本带来民主制度，而人权保障之移植，更对消除天皇至上的想法，产生重大影响，可参考阿部照哉着，周宗宪译，宪法下，台北，元照，2001，页18。

9. 此号解释是关于检肃流氓条例中，程序规定的合宪性问题，即在台湾，不仅可以所谓流氓身分，而令入保安处分场所，甚而在整个审理过程中，也不必践行保障程序，这显现了台湾长久以来，对所谓黑道的恐惧，与人权的篾视。

10. 这些解释包括释384、392、418、419、436、442、487、499。在这一系列有关正当程序的解释中，虽然是以英美法所发展的轨迹为基础，但却也有台湾本身对正当程序内涵上的附加，原本英美法的正当程序，是从刑事程序开始，然后才渐扩张至行政程序，甚至扩张至实体法的正当性，最后这个部分的扩张，最具关键性，因如果正当程序只能适用于程序面，则只能对行政机关，尤其是警察机关的公权行使为制衡，一旦扩张至实体法是否有正当性的问题时，就会产生司法机关审查立法者之结果，会使权力分立产生动摇。不过，随着司法审查权的建立，或者在宪法中明文化，这个争议已解决，但于台湾，大法官在释499号中，却大胆的将所谓正当程序条款，扩张至立法程序，甚至是修宪程序中，这是在英美法的发展中所无的，因一旦强调立法的正当程序，势必会使议会自律受破坏，且将正当程序扩展至修宪程序，也会产生司法者优于修宪者的质疑。而修宪机关，以台湾过去的产生方式，与制宪机关的民主正当性，并无太大差别，在此情况下，以少数法官来推翻有民主正当性的修宪者决定，是有相当多质疑与争议的。不过从此号解释也可观察出，台湾的释宪机关已摆脱过去惟命是从的旧习，而图走出政治干扰之阴影，渐走向司法自主之路，也因此在移植这个正当程序的概念时，附加了台湾自己的特色。

11. 一般而言，在法律演化上，早期皆为民刑不分，以中国古代为例，几可说只有刑法而无民法，而在大宪章这个例子上，却比较像是一种私人间的契约，也就是说，在君权时代，不管是权力，或者是权利，都是可任由君王私自处分的，当然在大宪章的例子里，王权受到压抑，贵族已敢于挑战王权，而有了一个很像现代契约议定的讨价、还价空间。

12. 一般在民事契约的最后，都会附加诚信原则，来作为契约不足时的补充，而这个诚信原则，一向被认为是民事法的帝王条款，但若究其实质内涵，却可能是莫衷一是的不确定法律概念。不过这也可能是这类概括条款的功用所在，因契约条款规定的越具体，代表挂一漏万的可能性增高，若发生契约未定之事由，也只有求之于这个具有相当弹性的诚信条款，而且契约当事人的地位可能是不相当的，在此情况下，法院可以利用这个概括条款，来调整契约关系的不平等。总归而言，契约越具体，就越需仰赖诚信原则的辅助，其虽无法直接适用于具体个案，但却有调整与补充契约条款的作用。

13. 这其中包括了当时的封建时代背景、女性的地位、对犹太人的差别待遇等，所以要能完全掌握大宪章之真正含意，并非如想象中容易，这也是造成后来，对大宪章的解释，可以随时、空背景的不同需要，而作弹性调整的重要原因。

14. 从关注点的不同，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不同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衣食足而后知荣辱，虽然在权利保护的位阶上，财产权被列为最下位，但在人权争取的历史上，财产权的保障反而是首要的考量。这点也可以从台湾、大陆的人权发展中看出，在台湾的戒严体制时代，个人的经济满足，不管就国家或一般人民而言，都是首要的追求目标，至于言论自由、政治自由可以为次要之考量，所以当台湾已渐渐迈向已开发国家之时，也象征戒严体制即将崩溃。同样的情形，也发生于中国大陆，只可惜，普遍性的经济满足，尚未发生于大陆，所以当1989年的民主运动来临时，仅限于一些较富庶与开放的城市，当这个运动无法得到全民性的支持时，也注定了这个运动失败的命运。当然笔者此处的意思，并非是说，六四的失败，完全在于经济因素，而是说，在一个普遍大众仍需为日常生活着想时，是很难引发争取言论、民主自由这些人权争取共鸣的，这也是洛克会将财产权也当成是自然权的重要原因。

15. 这可以从历史中观察出，为何革命者往往是亡命之徒或帮派分子，因只有这类人物，才有资格去挑战王权，为何有资格？因其身无所有，亦无所牵挂，一旦成功，即成王，失败，也不过人命一条。而一般人，除了对君权神授的观念，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外，还有更多的事务牵绊着，自然不可能勇于去挑战王权。这种现象，即便到现今，仍残留于一般人心中，比方说，在台湾，仍相当迷信所谓天命的观念，认为一个人能当总统，除了自己的能力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所谓天命，或者更白话点，叫皇帝命，所以当2000年总统大选前夕，一大推命相师即在媒体上预测谁能当选，还会至三位主要候选人的父亲墓地勘查，以判定谁占了「龙穴」，而更有趣的是，当选人的父亲墓地，在选前被判为龟穴，所以事后这些命理师们，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，2000年虽为龙年，但流年属龟，故龟升天等等，让人啼笑皆非的说辞，却也让人领略到这些命理师「圆谎」的功力。对于这些命理师的存在，有其一定的社会功能，笔者在批评之余，到也不能全盘否定这些人的存在意义，只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台湾的普遍意识中，仍潜藏着君王神授的观念，让笔者对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句话，感到疑问。

16. 至于海峡对岸，笔者就不能那么肯定，以大陆的翻译法律书籍的数量来说，远超过台湾，但其目的很明显是要赶紧学习西方，以弥补过去数十年的断层，与民国初年的背景很相似。

17. 陈运财，刑事诉讼与正当法律程序，台北，元照出版社，1998，页9。